另一方面，行政审判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变更或者对行政不作为判定履行职责等，有效监督和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对其负面的社会管理创新举措起到警戒和抑制作用，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管理社会事务，认真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三，未进入实体审理的案件比例畸高，立案难问题十分突出。清末时期即筹设行政审判院，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则有平政院、行政法院等专门行政审判机构。
要求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实际上导致了基层产生的行政纠纷，没有充分利用基层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直接将矛盾上交到地市级层面，不利于将矛盾化解在基层。2008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确定了指定管辖为主、提级管辖为辅的基本原则，管辖制度改革正式上升为制度性规定。但行政审判中，出现了上诉率高、申诉率高，实体裁判率低、老百姓胜诉率低、发回重审和改判率低、老百姓服判息诉率低的两高四低的反常现象。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特别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将在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方面承担起更加繁重和突出的任务。
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下滑，而行政机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行政相对人的拆迁、拆违等非诉案件激增，说明现行行政审判体制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由监督制约政府蜕化成为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此外，上提一级管辖还有以下几个隐忧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第一，上提一级管辖不便于人民群众行使诉权，不利于将矛盾解决在基层，也不利于中高院案件平衡。[46]也正是在这一讲话中，彭真强调这种修正案方式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
[18]当时，宪法修改小组办公室提出，在新出版的宪法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并加注，注明修改的日期。[42]以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3条的制定为例，其修宪的目的是要废除奴隶制度。[22]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1页。再看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是否采取独立条款的形式表述宪法修正案，也必须考虑一国稳定宪法秩序的实际需要。
[13]也正是基于这一刻板印象，学界才有了所谓我国修宪方式名不副实的指责，以及各种使之名副其实的改革方案。他指出：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应当保持宪法的稳定，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这么做的好处是，能够保证宪法原文在整体上的效力，同时也为宪法解释了提供较大的空间。例如，在早期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中，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宪法修正案技术的特点在于，整个宪法仍然是完整和继续有效的。[37]田雷：《超越文本：八二宪法框架内的宪法变革——从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谈起》，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61]然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它使宪法修正案的效力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偏离修宪者的修宪目的。
这种以小修谋求大稳的需求，不同于人们通常理解的静态稳定，但正是这种对宪法秩序稳定的需求，促成了美国宪法修正案技术的创立。又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以‘决议方式修改宪法更为理想。[21]到了2004年，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被要求与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同时公布，[22]而且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权威官方出版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同时刊登了宪法典原文、四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也曾撰文指出：修改宪法的方式，在当年制定宪法时就慎重研究过，确定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这是借鉴美国修改宪法的办法。
其原因在于，我国宪法修正案不像美国宪法修正案那样保持宪法原文不变。由于各州的议会或宪法会议仅需要对修正案进行投票，即使发生争议，议题也将被限定在宪法修正案内容的范围内，而不涉及刚刚批准的新宪法。
[36]刘茂林：《转型社会的宪法稳定观》，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邹奕：《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性质检视：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抑或修正指南》，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对于引用宪法原文中的第×条，则可以表述为1982年宪法第×条。[40]同前注[2]，胡锦光文。参见上注，黄京平、彭辅顺文。在必要人数的共同意志下即可定案。[33]这一修改方式也表达了执政党希望通过保持宪法的稳定性而保证宪法的权威性的一种愿望。[56]当然，因为在第五次修宪工作中，宪法修正案第52条成功地在我国宪法原文第三章增设了一节和五个条文，所以对这种功能缺陷的疑虑似乎可以消除。
[43]独立条款式的宪法修正案对于修宪工作的简化，可见一斑。如前所述，美国首次修宪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形式，才使得国会提案中的大部分内容很快得到通过，起到缓和争议、稳定宪法秩序的作用。
这种表述形式虽然具有指向明确的优点，即改什么、怎么改一目了然，但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即无法做到保持宪法原文不变。因为美国宪法原文中相关的条款有十多处，所以若一一做出修改和调整，则无疑是一项不小的工程。
[34]这种修改方式相当于废旧立新，既可能涉及基本原则和内容的修改，也可能涉及宪法结构的变革，是对原有宪法秩序的重大调整。[18]中共中央采纳了此种意见，并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提出：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
1988年的中国面临着类似的历史处境，在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上完成的1982年我国宪法，刚刚实施不久。从理论上讲，仅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宪法大部分条款不能适用时，方能启用全面修改。[44]然而，对于一个需要减少修宪频次以维护宪法稳定的国家来说，简化修宪工作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没有像美国那样以独立条款的形式进行表述，而是采取了一种决议式的表述形式，即先列明要修改的对象和内容，然后指明变动的方式（增加或更改），最后详细叙述具体内容。
如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也并非无可挑剔。[53]同前注[37]，田雷文。
因此，宪法秩序的稳定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之中，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宪法修正案在中美两国的不同实践形式。[25]美国宪法草案从形成之日起就受到质疑和批评，以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为代表的多名制宪会议代表对于美国宪法草案的许多方面持有异议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为此，他特别提到了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修改不适宜采用修正案的方式。
争论的另一方则以众议员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为代表，他们主张，宪法的修改不能更改宪法原文，而应当在保持宪法原文不变的前提下，将修改内容附加在宪法原文之后发生效力（以下简称：接续方案）。具体来说，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31]如有学者指出，宪法修改方式的改变，显然是考虑到决议方式的缺陷和弊端，也表明了党中央和国家提高宪法地位、权威，保持宪法尊严的决心。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实践形式，未必适合于我国的情况。
[67]为规范、统一裁判文书中所引用的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法释[2012]7号）明确规定：有关刑法条文在1997年10月1日后未经修正，或者经过修正，但引用的是现行有效条文，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参见曾萍：《宪法修改问题研究综述》，载《人大研究》2003年第9期。
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1条对此进行了修改，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0条又对此进行了修改。[4]这样做既能使全国人大的修宪行为名实相符，也能带来清晰明确的宪法文本。
还有学者主张：作为改进的方案，可以设想在将来进行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在拟定宪法修正案的条文时，在条文的末尾附加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本修正案对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全文公布。也正是这种明确性，使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不能实现以一条修正案修改多处宪法条款的功能。
